1973年，當Alex Pentland還是個大三學生時，他就在美國國家宇航局環境研究所兼職擔任電腦程序員。他有一項任務，也是一個環境監測的大項目其中的一部分—開發一個可以從外太空數清加拿大海貍數量的軟件。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現有的人造衛星太大，而海貍則太小，難以精確檢測。他回想起它最終的解決方案：“海貍會建出池塘，所以你可以通過池塘的數量判斷海貍的數量。你只要觀察它們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有直接的解決方案”。
海貍已經數清了，但Pentland已被基本的方法深深吸引。當時，這個21歲的年輕人很想知道可不可以用相同的方法理解人類社會，或者可不可以通過傳感器揭開復雜的社會行為。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否找到一種提高整體文化的途徑—換言之，去創造一種更符合人類需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城市和商業都以相似的方式使用客觀數據，以使我們的幸福和生產力最大化。
Pentland在后來的四十年里都在探索這個問題，通過電腦而不是外太空去觀察人類和他們的生活方式。Pentland解釋說，你不用在距離或情感上接近他們去了解他們思想、行為、或動機的本質。他指出：“通過人們的交流你可以看到很多：他對她很具吸引力;或她對他很惱怒。如果你觀察某人一天，你不需要聽他們講話就可以了解他們。”
事實上，完全沉浸其中，就像加入眾所周知的海貍鬧劇一樣，對他們的傷害比幫助更大：你新形成的偏見會使你偏離客觀數據告訴你的情況。Pentland推斷說，當你開始盯著屏幕看時，你所需要的是一個能跟隨每個個體移動并獲取環境信息的傳感器，包括一天內每個個體身邊發出的生理信號、聲音信號、視覺和聽覺信息。
到了21世紀，Pentland成為了可穿戴設備領域內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引領這包括從谷歌眼鏡到健身追蹤器的發展。但最初，由海貍引發的靈感在可穿戴設備中深深扎根。
Sandy(似乎沒人叫他Alex)和我在麻省理工大學人類動力學實驗室見面，這是一個他大概三十年前成立的一個團隊，他一直帶領著它。Sandy這稱呼是為了和他爸爸老Alex區別開，但這很適合他，至少今天他的衣服和這個昵稱完美匹配。他現年62歲，但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他每個下午都會抽出時間去鍛煉，如果運碰上好天氣，他會在周末與太太和兩個兒子出去遠足或滑雪。他很驕傲地說，這是他們的興趣，當然也是他自己的興趣。他閑躺的姿勢--背靠著沙發的一角，雙腿舒展，一只手臂伸到沙發后面，更像一位和藹的伯伯而不是作為可穿戴技術開創者的科學先驅。
他差點錯與“可穿戴設備教父“這個稱號失之交臂：1973年，在他實現由海貍帶來的突破后不久，Pentland就從大學輟學并當起了卡車司機，這是因為他對過于嚴格的學位要求感到沮喪而帶來的人生事業上的一個小分支。后來，他回到學校完成學業，又興致勃勃地想去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學系讀博士：因為他女朋友到了波士頓，所以他申請了那里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他沒有重新寫一份申請書，而是直接影印了密歇根大學的申請書。當然，麻省理工學院錄取他了。
1976年，Pentland在校園里是一個奇怪的人。很多他的同事都來自科學技術領域，但他卻對人類心理學感興趣。人工智能和計算機建模在當時都是很熱門的話題，而且，在那時候，這兩門學科都在同一個系。Pentland想要探索它們相似的地方，但他也研究社會心理學--人們相互接觸和認識的方式。夜晚，他在人工智能實驗室的頂層研究他的理論，那里有世界上第一批機器人，也是最早的Lisp機器(被視為最早的單用戶計算站)，還有激光打印機的原型。總而言之，科學無處不在，也存在世界大部分人的夢想中。所以，為什么他不能做同樣的事情呢?去創造一些這世界還沒有的東西--讓電腦了解人類。Pentland在讀博士時，一直不斷深入研究這點，而且，在1986年短暫離開麻省理工學院，從斯坦福擔任客座教授后回來，他就啟動了屬于他的第一個實驗室：Looking a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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